王崇古的手段高明，最高明的地方，就是他知道皇帝的意图，趁着大婚之前再遴选一下朝中那些毫无恭顺之心的人，无论是杖毙还是罢免，王崇古都不会引火上身；第二个高明之处就是王崇古找了科道言官的头子海瑞说明情况，还让海瑞去劝阻，进一步的筛选提纯；第三个高明之处则在于，就是言官们知道了王崇古在中间联袂，他也不会被反噬。
因为言官无法拿这件事弹劾王崇古，如果王崇古因此获罪，那就是因言获罪，朝中最喜欢泄泄沓沓的就是言官，王崇古因言获罪，言官们日后也要遭殃，事实就是王崇古联袂了言官伏阙，却没有前往，他没犯下除了说话之外的任何罪行。
而张居正为言官求情的理由很充分，即便是张居正不在朝中，他依旧保护了这些朝臣。
陛下圣德宽弘，天覆地载，即位以来，敬大臣，礼群臣，矜不能，赦小过。至于言官论事，往往曲赐含容，未尝轻加罪责，臣一闻伏阙之变，忧虑至深，臣惓惓之愚，窃以为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，职司纠正，必平日养其刚正之风，宽其触冒之诛，而后遇事敢言，无所畏避，四方利弊得以上闻。
我国朝日久，臣工事主之心渐怠，唯有此刃，乃太祖高皇帝登极之初所设，祖宗神武成法初设亦尝今日之弊。
张居正这番话说的其实很隐晦，但也很明白，让小皇帝好好考虑清楚，当初朱元璋为什么给了官位较低的言官这么大的权力，一来自然是为了朝廷耳目，四方纠正，正人之不正，但是未尝不是没有考虑到今日臣子事君王之心，逐渐懈怠后，成为皇帝手中对付臣子的一把刀。
言官有的时候就是一把诛心的刀，诛心就是虽然你没有犯错，但是你意欲为，那就可以诛不臣之心了。
言官就是实现皇权伸张的一个重要途径，如果知道如何利用这股力量，就理解了为人君的手段。
既要有大道之行，也要有践履之实的实际统治手段，言官也可以利用他们的风力舆论，来处置一些不太好处置的人。
比如王崇古。
“海总宪，先生说：臣工事主之心渐怠，今日果有此弊？”朱翊钧拿着手中的奏疏看着海瑞，明知故问。
海瑞表面上看是天底下头号懈怠臣子，他骂了自己的君王嘉靖皇帝，可实际上，海瑞知道嘉靖皇帝早些年如何的英明，才对晚年的嘉靖皇帝那般痛心疾首，海瑞在责难陈善，是直臣，是真正的事主诚恳之人。
朱翊钧故意这么问，其实是想听一听海瑞对这个现状的看法，而不仅仅是在问这种现象是不是真的存在。
存在不存在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国势逐渐衰弱，凝聚力在逐渐下降，皇帝的威严被一再践踏，这个问题确实存在。
海瑞是第一个在文华殿内，将嘉靖皇帝八个儿子到嘉靖晚年，就只剩下一个的惨状讲出来的人，这是一层窗户纸，海瑞把它捅破了，而且还是将惨烈的现实摆在了小皇帝的面前，否定徐阶的倒严、从龙之功的同时，也在大声的对小皇帝提醒，定要留意臣子的不臣之心。
当时海瑞想提醒陛下有不臣之心的人就是张居正。
路遥见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海瑞回来之后，发现这大明首辅张居正和历代权臣，完全不是一个画风，张居正求得不是权，是大明再兴。
工于谋国，拙于谋身，是海瑞对张居正的评价。
嘉靖皇帝死了，海瑞却开始回护起来嘉靖皇帝的名声，甚至将嘉靖皇帝晚年懈怠的部分责任，扣在了大臣的头上。
“陛下，司马昭弑君。”海瑞沉默了片刻，说起了一件旧事。
司马昭杀了魏帝曹髦后，司马就是取天下，也是恶名不断，甚至到了唐太宗之后，因为唐太宗的圣旨，官修《晋书》的时候，司马昭弑君这段甚至连帝号都没了，成了魏相国司马昭弑其君髦，司马昭弑君可谓恶臭至极。
魏国取得帝位，好歹还走了禅让的流程，司马昭这个明火执仗，实在是一点脸面也不要了，大街上一刀捅死了皇帝，刀从皇帝的身后伸出，血溅三尺之外。
文官不喜欢司马昭这种酷烈的手段，武将们也不喜欢，毕竟司马懿那么大岁数还圈养死士，那之后但凡是有点年纪的武将，都对司马懿恨的牙痒痒，比如唐太宗征伐高句丽时，李靖生病不能前往，唐太宗就说，当年司马懿也这么说，李靖直接跳起来，跟着唐太宗一起出征了。
海瑞说司马昭弑君，其实也是在说臣子在国势强横的时候，尚有如此大逆不道之举，更遑论现在了，海瑞不仅正面回答了皇帝的问题，还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弑君的地步。
“陛下，张四维万历元年刺王杀驾，万历三年大火焚宫，此大逆之臣，理当凌迟，陛下宽仁，送至解刳院疗养，宫中避雷奇景，臣亦亲眼目睹，陛下，臣以为臣子事君已经不是不恭顺而是不臣了。”海瑞又详细的解释了自己的话里的意思，说话明明白白，一直是海瑞的风格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这种风格在官场上，是不讨喜的。
“解刳院是解刳，不是疗养。”朱翊钧轻轻咳嗽了一声，解刳院那地方还不如千刀万剐凌迟了痛快，毕竟是可持续的千刀万剐，海瑞对解刳院的了解还是不太多，那个地方，大家基本上都很默契的不多谈论。
海瑞还是那个海瑞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哪怕是知道被王崇古利用，那也是自己情愿，而王崇古显然知道海瑞的性子，才放心的把性命攸关的事儿，交给了海瑞。
“海总宪以为先生离朝之后，朕所行所言，可有不妥之处？”朱翊钧的询问，也是直接了当，他问海瑞如何评价皇帝的新政，张居正离朝后，现在是皇帝在主持新政了，朱翊钧想听点实话，只能询问海瑞。
“张弛有度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海瑞面色复杂的说道：“张弛有度，则是陛下未曾天下清丈，这是践履之实，人不能活在不切实际的想象当中，否则就会看不清脚下的危机，这种不切实际的人当国，是国朝大害，君子为恶，则天下大恶。”
“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臣斗胆，陛下的新政，远比宜城伯要激烈的多，臣恐酿大患。”
“朕能怎么办，先生一走了之，跑到西山躲清闲，朕还只是个孩子，只能这么着了，朕也没办法啊。”朱翊钧终于听到了一句实话，海瑞还是那个海瑞，他觉得皇帝的新政太激进了，手腕要比张居正狠辣的多，张居正是不愿意死人的，可是陛下似乎深受谭纶的影响，喜欢动不动就诉诸于武力。
朱翊钧为自己辩解了一句，他没办法，只能这么做。
海瑞也是满脸无奈的说道：“的确如此，要么比宜城伯更加激进，要么就只能直接否定新政，既然不能否定新政，那就只能更激进了，所以臣才没有上奏责难陈善。”
张居正离朝，皇帝有两个选择，退回到张居正当国之前，或者向前一步，退一步皇帝海阔天空，大明急转而下，皇帝不肯退，做出了选择，那就只能更加激进了，海瑞知道这种道路选择的无奈，所以才没有上奏教训皇帝，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对。
隆庆年间，海瑞就经常批评隆庆皇帝太过于奢靡，可万历年间，海瑞一次批评的奏疏都没上过。
陛下这个年纪，成熟的有些过头了。
朱翊钧结束了和海瑞的奏对，拿出了张居正的奏疏，继续看了下去，张居正请皇帝宽宥言官。
第二个原因就是言官因为王崇古的阴谋伏阙，而皇帝就坡下驴责罚了言官，一来言官会转相告诫，以言为大忌讳，虽有忠言谠论，四方利病，谁肯为朝廷言者？二来，则会助长王崇古的权势，王崇古恐怕会威震主上，要知道当初张居正对付王崇古的第一拳，就是僭越之罪。
王崇古权势滔天，恐怕会和严嵩、严世藩一样的欺天，严世藩甚至跑到裕王府上索贿，那可是嘉靖皇帝唯一一个儿子了。
用人当然要用人不疑，可是却不能毫无节制手段，这不是在用人，而是在杀人。
比如张居正当国时候，葛守礼整天扛着遵主上威福之权的大旗，但凡是张居正有威震主上的倾向，葛守礼就会弹劾，必须要有节制，才能用人，这对君王极其重要，对于臣子而言，也很重要。
权盛者摧，功高者隳，皇帝给了太多的圣眷，臣子就会被权势蒙蔽双眼，最终让君臣都没有好的结果。
张居正看似是请皇帝宽宥言官，未尝不是在小心的提点刚刚亲政的皇帝，到底该怎么做一个君王。
“先生啊，还是在意朕的，京师但凡是有点风吹草动，先生还是肯说话的。”朱翊钧将已经朱批的奏疏递给了冯保，让冯保遣人送往西山宜城伯府，顺便带过去一点恩赏，西山不够热闹，张居正也在丁忧，不宜太过热闹，干脆就带了点吃的东西过去。
至于王崇古？
朱翊钧从来没有像信任张居正和戚继光那么的信任过王崇古，也从未放下过对王崇古的忌惮，只是王崇古好用就用，不好用则罢黜，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就杀。
朱翊钧拿着户部尚书张学颜的奏疏，这个擅长勾稽的户部尚书确实当得起王国光、张居正的推荐，接手户部后，处置的井井有条，当然这和当下国帑有钱了有着极大的关系，国帑没钱，张学颜就是再能耐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张学颜奏疏谈到了地方为何支持清丈。
朝廷穷，地方其实也很穷，甚至比朝廷更穷，而过去应该付钱的地方，都是先欠着，让他们先干着，劝农桑要钱，修桥铺路要钱，整饬辖地匪患，最低廉的成本就是交给各地拿赏金的巡检司弓兵，这可是个大头的支出，地方衙门也是穷的当裤子，连官吏们的俸禄，也是拆西墙补东墙，过一天是一天。
这些支出就只能让做事的人先干着，先干着没问题，但是你这个钱，什么时候才能兑付？官府说话跟放屁一样，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这官衙扑买、巡检司赏钱、修桥补路的钱粮、提学司兴文的报酬，从何而来？
地方之前用的法子是印钱，就是铸各种不能当钱用的铁钱、飞钱来填窟窿，官府的信誉早就丧失殆尽了。私铸的未尝只有势要豪右之家，也有地方的衙门，无法周转。
朝廷财用已经收支平衡之余，还有大量的结余，而地方也能做到收支平衡，这朝廷的信誉就开始恢复了，各地也不闹着取缔巡检司，甚至还央求朝廷再设巡检司，毕竟整饬辖地匪患也在考成法之上，可以借匪患的脑袋一用，平步青云。
而地方官衙也不用再看地方的势要豪右的脸色做事，适当的时候，这势要豪右的缙绅，和那匪患可以画上等号，今天伱是势要豪右，明天你就是阴结匪寇的恶绅。
地方官衙的信用在恢复，朝廷的信用也在逐渐恢复，这对国朝的好处，远远大于那些金银阿堵之物。
比如最近浙江海盐修塘工竣计筑海塘十八里，共用银十二万两，这笔钱修塘工甚至做好了一分钱拿不到，全当给朝廷分忧解难了，当修塘工拿到了竣工的尾款之后，奔走相告，甚至还专门让人上了道贺表，恭贺海塘竣工，将浙江地方的青天老公爷们，挨个点名夸了个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