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崇古在早些年，和俞大猷一起抵背杀敌，多次出海清剿倭寇和亡命之徒。
晋党故事的最开始是为了防备北虏入寇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晋党逐渐从最开始为了解决问题而诞生的党派，变成了僭越主上、挟寇自重、弛防徇敌、特权经济的集合。
王崇古亲自杀过倭寇，也亲自杀过北虏，从刑部主事、知府、兵备副使、陕西按察使、右佥都御史、右副都御史、兵部右侍郎，到总督宣大、山西军务，这每一步，王崇古都是依靠自己的军功一步一步的爬到了最高处。
张居正带头挽留王崇古也是因为王崇古现在是投献之臣，尤其是在俺答汗被俘入京后，王崇古就是想僭越，也万万做不到了，他没那个实力了，所以现在张居正才挽留王崇古。
但凡是北虏的威胁还在，王崇古要退，张居正绝不挽留。
嘉靖中晚期，大明武备松弛到了一种极为夸张的地步，十几个倭寇就能闯到南京去，两骑北虏就可以压着大明贯穿大明万人大营。
嘉靖十九年八月七日，北虏从宁武关入寇，劫掠岚州、静乐、岚兴等县，所杀掳掠百姓超过了万人，而且在大明境内驻扎了十余日，在八月十六日，再次从宁武关离开，山西副总兵魏庆拥兵万余，敌人来的时候畏惧不出，等敌人走了，才悄悄跟着，结果遇到了北虏殿后骑卒，一共两人。
敌人只有两人，魏庆领兵万人，不敢动，这两个北虏如履平地一样踏破了大明军阵，而后坐在马上嗤笑魏庆的懦弱。
而山西总兵丁璋在宁武关石湖岭战死。
（图为北虏两骑贯万人出处）
也正是因为嘉靖年间边备松弛，俺答汗才有胆子在大明附近建了板升城，在嘉靖末年，一批抗倭将领被提拔，一些主张振武的大臣逐渐被提携，这才才稳住了局面，李成梁招募私兵，养寇自重朝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是因为李成梁真的能打得过北虏，土蛮汗数次入寇辽东，都没有在李成梁手中讨到好处。
在西线有马芳等将领，在京畿附近有戚继光等将领，在东北线有李成梁等将领，大明才算是彻底守住了战线。
所以朱翊钧要让张居正留下王崇古，他的确能做事，是个循吏。
朱翊钧真的不是一個十分暴戾的君王，但他对南衙洞庭商帮和宁波商帮的惩罚，让比较激进的廷臣都抹了把额头的汗，大明对葡萄牙进行了惩罚性关税，直到确定了安东尼奥成为国王后，才取消了惩罚性关税，加税这种策略，是针对敌国外患的，从未用到大明任何一个集体之上。
在鞭长莫及的时候，通过惩罚性关税削减敌人从海贸中获利。
而洞庭商帮和宁波商帮的这一次惩罚性加税，是真的杀人不用刀的狠辣毒计，还不如一刀杀了他们痛快，不仅仅是要惩戒商帮这个主体，商帮的实际控制人，两个商帮背后的名门望族也会被长期加税，这是穿透执法的应用。
直到他们的家族彻底散架，分家离散，才会罢休。
大明在不断振武的情况下，有形的大手，只需要一句话，就可以抹去数个繁衍数代的望族。
“这个惩罚，是不是威罚过重了些？”保守派曾省吾俯首说道：“要不这样，都饷馆对其名下的商船统一加征为两成税赋，七家望族，五代不得恩科好了。”
曾省吾的意思是，怎么说也都是大明人，把这个30%的惩罚性关税降低到20%，然后这两个商帮背后的望族，五代不得恩科。
朱翊钧满是讶异的看着曾省吾，他愣了片刻，这厮，真的是保守派吗？保守派是这样的吗？
三十七度的体温，是怎么说出如此冰冷的话的？
比较激进的大明皇帝也只是要钱，保守派的曾省吾此言一出，岂不是这些望族的后代，连姓氏都要改掉？！五代不得恩科，这是直接奔着人家族谱去了！
泉州浦氏，就被朱元璋下旨，浦氏子弟不得恩科，赫赫有名的浦氏直接分崩离析，其后人纷纷改名，连族谱都丢了。
“大司马所言，甚善，惩罚海税三成为敌，两成足矣，其遮奢之家，既然煽动挑唆舟师聚啸，自是全无忠君体国之心，五代不得恩科，已是恩典。”万士和立刻附议，作为礼部尚书掌管科举权柄，曾省吾的这个处罚自然要他同意才能深入执行。
万士和觉得曾省吾的法子，比陛下要好，哪有天子视臣民为仇敌的？不能够。
三成加税就是敌国外患待遇，两成刚好，既然不把国朝当回事，既然要对抗，那就对抗到底好了。
张居正和王崇古对看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，他们没有说话，他们觉得这个惩罚有点过重了，但是一时之间又没有什么好的理由，所以干脆沉默。
廷臣们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最终，曾省吾的意见通过了廷议，朱翊钧在下印的时候，非常确认，曾省吾这个保守派实在是有点怪。
打过仗的进士，下手多少有点没轻没重。
“有言官上奏言征伐板升不义。”张居正摸出了一本奏疏，厉声说道：“此等荒谬之言，都察院和六科廊理当约束，嘉靖二十九年，俺答汗入寇，杀我大明壮丁妇孺六万，掳去四万，焚庐舍万余处，掠京畿杂畜不下百万，兵祸绵延，二百七十万人在兵祸之下忐忑惊惧，群寇附逆并起，三年间，京畿或死或掠者，七十余万。”
“言官骂我张居正刚愎自用也好，骂我张居正阻塞言路也罢，此等谬言不得再谏，妨碍圣听！”
嘉靖二十九年的入寇，北虏直接杀人超过了六万，掳掠四万，兵祸绵延之下，山贼匪寇并起，短短三年间，被匪寇杀死或掠夺就超过了七十万人。
这是何等的血仇？
俺答汗被俘后，有柔远人的言官，觉得是俺答汗是大明的顺义王，也快老死了，就不必斩首除国；有言官认为大明撕毁议和，是国失大信，俺答汗并无更大的悖逆之举，不应该征伐；有言官则是从君子务本，以仁为本，劝君上仁恕。
以前是打不过要柔远人，现在打得过还要柔远人，那振武意义何在？
“但凡是他们上这种奏疏，哪怕说是不杀俺答汗有利于大明王化绥远诸镇，也略有可取之处，但是这么多奏疏里，一本都没有。”王崇古这段时间是实际上的首辅，这些奏疏都过了他的手。
这帮只知道狺狺狂吠的贱儒们，连正经的理由都不找一个！
简直是有辱斯文。
大明攻伐了板升，进军河套，这个时候，不杀俺答汗的确是有利于对绥远这个新省的王化，但是贱儒们似乎有自己的主张，并不愿意提及绥远王化之事。
贱儒们的主张就是大明不应该复套。
大明自仁宗登基之后，极为普遍的‘精算’之风，还有人深以为然，觉得河套、大宁卫、奴儿干都司、交趾、旧港、吕宋等等都是得不偿失，弊大于利的地方。
张居正此言一出，日后他的罪名上，必然会有一个阻塞言路的罪名。
“板升已经打下来了，河套胡虏诸部望风而降，这打都打下来了，说弃就弃？那不是白打了吗？”曾省吾汇报了下大明京营最近的战果。
大明京营从归化城入河套，大同卫军负责镇守归化，麻贵率领三个步营自东胜卫出，一日不过三十里，大仗没打多少，多数都是传檄而定，一纸檄文，胡虏没有选择西进，也没有奋起反抗，而是投降。
死硬顽固抗拒大明王化的北虏，早就已经集中到了板升，所以河套诸部的抵抗意志极为薄弱，之所以不跑，是因为草原人都知道，戚继光真的是王师。
戚继光在北方已经十四年之久，北虏都知道他的为人，相比较李成梁那个痞子，戚继光是个好人。
戚继光在板升城外杀了五千附逆作乱亡命之徒，对他的名声没有任何的危害，因为那些趁乱作祟之辈，都是该死之人。
“那就依先生所言。”朱翊钧认可了张居正的做法，九年了，张居正终于干了一件奸臣该干的事儿，阻塞言路，以极为强硬的态度，压制言官，不让他们对复套之事胡言乱语。
之前的河套的确是入不敷出，但现在大明有宝岐司，再拿出中原圈养牲畜的办法，这河套不敢说盈利，但收支平衡还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，可所有的布置都需要时间才能生效。
朱翊钧对这些奏疏也是烦不胜烦。
朱翊钧趁着廷臣们没有往外掏奏疏的空档开口说道：“前些日子，大宗伯翻出了一本嘉靖二十二年的奏疏，是兵部条陈守京师五事，彼时兵部尚书内阁辅臣翟銮领兵部上奏，这五件事，分别是会推大将提领京师、召集辽东宣府大同能战之将、遴选营兵每营三千、稍给武将事权、廷议庙算给饷。”
“先生看过这本奏疏吗？”
朱翊钧发现，这五件事，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干了四件，连每一营军兵数目都对得上，唯独这个会推大将，没有做。张居正不能这么做，最合适的大将军人选是戚继光，戚继光是他张居正的门下，主少国疑，张居正这么干，不是摄政，是篡位。
很多事，只有皇帝能做。
“回陛下，的确看过，翟司马当时言清汰旧营，京营只需十营三万即可。”张居正点头说道，他的新政也不是他一拍脑门就想出来的，多数也都是嘉靖新政的延续。
“当初这件事为何没有做成？”朱翊钧疑惑的问道。
张居正思索了一番开口说道：“重振京营锐卒，自嘉靖二十年后，反反复复数次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没人出这个钱，不是没有，而是没人出。”
道爷玄修要钱，严党贪墨横行要钱、东南平倭荡寇要钱，徐阶为首的清流干脆说没钱。
不是没有，是没人肯出。
“怪不得了。”朱翊钧摇头说道：“怪不得自俺答入寇后，大明边方瞒报成风，动不动就谎报军情，这朝廷丧事喜办，边方也只能如此应对了，丧事喜办啊，终究不能把丧事变成喜事。”
嘉靖中后期的时候，北虏入寇都是能瞒就瞒，瞒不住再想办法输贿逃避，朝廷都不肯面对，边方军卫上报也是讨嫌。
“这丧事喜办不可取，喜事丧办，自然也不可取，赏罚不明，才会国失大信，戚帅有汗马之功，朕有意待其凯旋后，晋奉国公以彰其赫赫之功。”朱翊钧图穷匕见。
他提起翟銮当年的重振京营五事疏，可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确定给戚继光封公这件事，张居正看病前口头答应了，这正是开始了走流程。
“陛下圣明。”张居正既然看病之前就答应了，那自然没有反悔的道理。
朱翊钧看向了曾省吾问道：“兵部以为呢？”
“臣以为甚善。”曾省吾选择了赞同。
张居正看病这件事，在京师传的很玄乎，说是张居正不同意给戚继光封公，才导致了皇帝盛怒，那天通和宫御书房吵架的声音，都传到了龙池，皇帝盛怒之下，以看病为由，罢免了张居正的首辅。
但是从张居正看病之后，陛下每日都过去询问，一连七日，直到张居正痊愈，这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
皇帝和元辅都商量好的事儿，兵部没有理由去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