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刳院那本奏疏的内容包括了四个方面，天择论、人择论、优胜论和劣汰论。
优胜论，就是优秀的会胜出，佐证华夷之辨，而劣汰论则是愚笨力弱之辈绝嗣。
这四个论断，朱翊钧只取了前两个，而后两个朱翊钧选择了封禁，因为优胜论加劣汰论，再加上自由派中的完全自由派，就是大明势要豪右向下朘剥理所当然，天经地义。
大明的百姓，是最勤奋、最吃苦耐劳的良善之人了，只要有块地，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生存之道，但往往就是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
所以，任何有可能鼓噪朘剥天经地义的理论，朱翊钧都会选择封禁，哪怕事实的确如此。
而且后面这两种论点，此时此刻的煽动力实在是太强了，要是搞出番膏这类的洗漱用品，那就是彻底失控的体现了。
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，只是一种修辞手法，不是写实。
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这就是大明万历维新的最高纲领。
徐渭之所以要上奏朝廷索要宝钞，是抱着一個极为阴损的想法，那就是用宝钞的劣币驱逐良币，这种做法是极为阴损的，倭国的大名们一定会用织田信长发行的货币，兑换成为宝钞，而后继续向下朘剥。
当金属货币中，掺杂了其他金属后，市场上就有两种货币，一种是原先不含杂质的货币，另一种是被加入其他金属的货币。
即便是他们的面值相等，即便是法律赋予了两种货币的价值相等，但人们是可以辨别的，那么储蓄、保留不含杂质的货币（良币），将含有杂质的货币（劣币）拿去交易和流通，所以市面上的良币一定会减少流通，在市场上只有劣币流通。
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。
这种认知，其实早在汉朝时候就出现了。
汉武帝大规模铸造五铢钱之前，汉文帝五年四月，垂拱而治的汉文帝，废除盗铸钱令，允许私铸钱币，朝廷彻底放弃了铸币权，中原的金属货币的铸造，处于绝对自由竞争的年代，而那时候各诸侯国都可以铸币，七国之乱，就是货币的不统一和铸币权分散造成的局面。
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的钱遍布天下，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。
汉武帝收回铸币权，使用了铁血手腕，从赤侧五铢，到上林三官五铢，再到彻底恢复盗铸钱者斩的禁令，汉武帝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。
大明的压印银币和万历通宝，有没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？自然也是存在的，万历通宝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，铸造出来，任民间赤铜兑换后，很少会流通于世面之上。
在松江学派看来，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办法，就是自由铸币，朝廷完全开放铸币权，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，在完全自由竞争的铸币环境下，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，就慢慢地消失了；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，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。
从逻辑上看似乎行得通。
但林辅成后来逐渐放弃了这种主张，因为大明贫银少铜，自由铸币的结果只会让铜的价格上升到一个可怕的高度，而百姓们用的钱，会成为一点铜没有的薄铁钱，林辅成发现，在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之下，钱（贵金属）只会像水一样流向不缺钱的地方，堆积起来。
林辅成很快换了一种主张，贫银少铜的现状，朝廷就应该完全垄断铸币权，私铸者斩。
这个逻辑也是自洽的。
只要将所有胆敢私铸的人杀死，那就没有私铸飞钱，没有劣币，自然没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了，这个逻辑的成立，必须建立在大明朝廷的信誉之上，朝廷要是为了盈利，通宝里没有一点铜，这套逻辑就完全无法成立了。
好在，大明在积极开拓铜路，滇铜在开采，吕宋十一座巨大的铜镇，吝啬的皇帝陛下投入了三百万银开发，而卧马岗的铜山，大明也在积极开拓，无数证据表明，大明正在积极探寻铜路，用于铸钱的同时，还用于铸造铜炮等物。
这是很积极的信号，大明朝廷经常翻烧饼，毫无信誉可言，但大明皇帝的重信守诺，也是人尽皆知，十岁那年的陛下对戚帅许下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诺言，九年之后，陛下就开始履行诺言，这是一段君圣臣贤的佳话，即便是贱儒也不敢置喙的佳话。
解决不了问题，就解决创造问题的人！大明每个人拥有使用良币的自由！
林辅成有足够的论据证明货币不统一对自由贸易的伤害：在神圣罗马帝国从汉堡市走到德累斯顿市，1000里路，就需要十一种货币，要缴纳三十五次过境税，货币混乱，这对自由贸易而言，是何等恐怖的灾难！
谁破坏大明货币政策，谁就是在破坏大明的自由贸易！
这就是林辅成自由主张，他想要实现的自由是大明人人自由，所以他的主张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。
显然，林辅成提供的两个解法，对于倭国都不适用。
因为倭国也缺铜，而且还缺少规模，没有成熟的经验，渡来钱和私铸钱之争，就是最直观的体现，倭国没办法完全自由铸钱。
而大名令制国格局的现状，也让织田信长没有办法使用铁血手段解决掉私铸之人。
无论是是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禁止，倭国都做不到。
长崎总督徐渭用冗长的奏疏，论述了自己对倭国货币的思考，只要大明敞开了供应宝钞，徐渭就能用宝钞彻底击败织田信长的铸钱。
朱翊钧手里有织田信长的铸币，这是徐渭送入京师的。
织田信长铸天正大判一两金，长两寸椭圆形黄金制作，虽然说是一两，其实只有大明半两（15g）左右，大判一两银、小判一钱银，文禄通宝等等。
“就这个水平也好意思发币？铸币不精美等于不铸币。”朱翊钧看着那些个尺寸大小不一的金银铜币，从袖子里拿出了两枚大明压印银币，银币正圆，花纹清晰无比，背面写有一两，正面为万历通宝字样，下有双麦穗。
冯保看了看两种货币的差别，笑着说道：“蕞尔小国。”
比较之下，大明的银币，更像是艺术品，事实上在大明，银币真的是艺术品。
对于这种足斤足两，制作精良的银币，兵仗局制币司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万历十二年去了。
大明银币面值一两，只有一种面值，但市面上一枚大约价值一两二钱白银，因为银币独特的防伪性。
大明有巧夺天工一样的作假工艺，市面上的银锭真假难辨，各种造假手段层出不穷，而银币的压印工艺，那不是民间能够掌握的，一台水力螺旋压印机，就不是民间工坊能够制造，银币只需要看一眼，就可以确定真伪。
大宗交易动辄数千两白银，一块一块银锭绞开查验真假和数数银币数字就可以成交，哪种方便不言而喻，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收到假银子赔的倾家荡产。
大明银币在民间极受欢迎，兵仗局制币司日夜不停，也无法充足供应，主要是缺少银匠，机械可以多生产，银匠却不可多得。
铸币不精美，等于没铸币，是朱翊钧一贯以来的主张，而且坚持执行，这也是大明皇帝信誉的一环。
兵仗局的银币含银量为92.5%，不多不少，正正好，既能保证银币的强度和耐磨性，又能保证皇帝能收到铸币税，而大明银币带有锯齿状沟槽，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防止有人故意磨损银币，。
将银币磨削一圈，那些银屑堆积起来，就是另外一种火耗了。
兵仗局第一发现了这一现象后，立刻采取了应对措施，锯齿状的沟槽并不是很深，但只要沟槽消失，就代表着这枚银币被人动过了手脚。
也不怪徐渭信心满满，实在是织田信长捣鼓出来的货币，除了换宝钞，的确没别的用途，规模效应的优势，再一次得到了体现。
朱翊钧拿出一把小算盘，噼里啪啦的核算了一番说道：“长崎总督府将以三钱五分银兑换价值一贯的宝钞，这个兑换比例，总督府换给大名是七钱银一贯，长崎总督府会不会有些吃亏啊？朝廷只管印，就那三成半，总督府忙前忙后，也是三成半。”
宝钞局是户部之下，满打满算不过三百人，在宝钞上，大明养这批印刷匠人花不了多少钱，三钱五分银，赚的可不少，但是长崎总督府不仅要养总督府，还要养卫军，还要养商贾，为搜集情报的商贾提供报酬。
朱翊钧担心长崎总督府会因为吃亏心生怨恨，导致离心离德，对于诸侯朱翊钧还是以怀诸侯为基本政策。
“陛下，徐渭、孙克毅他们是不会亏待自己的。”冯保摇头说道：“就是每年办贸易会，抽分就够总督府度支了，反正宝钞几乎等于白赚…”
“嗯。”朱翊钧点了点头，铸币税算是增项，会让长崎总督府的日子更好过。
对于徐渭而言，朝廷管海外总督府的死活已经是天大的恩泽了，利益什么的，有大明支持，还怕抢不到？
比较有趣的是，吕宋和旧港总督府拒绝使用大明宝钞，用国姓正茂、张元勋的话说：琉球、吕宋和旧港为大明故土，怎能和长崎总督府相提并论？长崎会不会实土郡县，国姓爷和张元勋不做评价，但琉球、吕宋和旧港是一定会实土郡县。
大明宝钞的福气，就让倭国享用吧。
大明天朝上国，专门为倭国发行一种货币，这不是福气是什么？其他人想要还没有呢！
“这儒生是不是有些过于愚蠢了，把他发到辽东垦荒去吧。”朱翊钧批阅了一份奏疏，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百多字。
是万历八年的一名进士，这名进士对大明朝当下的政策非常不解，奏疏洋洋洒洒数百字，核心的问题就是：他认为世家大族大多数都是德才兼备之人，为何朝廷要如此苛责？
朱翊钧看到奏疏就想到了当初的周良寅，周良寅当初去了趟辽东，回来之后仍然胡言乱语，就被朱翊钧流放到了大宁卫，这些年一直勤勤恳恳的跟在忠君体国侯于赵的身后屯耕。
周良寅很久没有上过这么愚蠢的言论了，相反，这些年总是上奏屯耕的实践经验。
人是会变的，朱翊钧打算把这个进士送到全宁卫垦荒，脚踏实地的干点活，种种地，这些想法都尽数退去了。
不过朱翊钧还是解释了这个进士的疑问，他在奏疏上朱批：[世家大族朘剥何须用刀？你家吃肉可曾带毛？这些个世家大族总是干干净净，清清白白，你寻不到他做的一件恶事，自然觉得德才兼备，但他们掌控一县一州一府之地的买卖，作恶何须自己动手？只需和朝官稍加勾结，就是收获钜万。]
[京官的冰敬碳敬，可能白拿？]
这种疑惑，也充斥在朝堂之上，尤其是新晋的进士，他们对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还不太明朗，所以会疑惑明明是地方的乡贤缙绅，世家大族，世代诗书礼乐，谈吐斯文，为人处事周全得体，和风细雨，谦谦君子，为何朝廷的新政，对乡贤缙绅、世家大族，从不温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