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本书中我就说过，陈郡谢氏的谢道韫风流无双，貌美多才，但谢家却是在持续吃人，吃相也很不客气。
那是一个人吃人的年代，在看到上层社会风花雪月的时候，下层人过着怎样的日子，难道不值得去瞟一眼么？
最后，租庸调制度建立在严密的户籍账册之上，但以古代那个死亡率，每年更新账册只怕都来不及，更何况官府的执行效率，能五年更新一次，就已经很了不得了，哪里有那么多人力每年去清查？
绝户的人，田亩收不收？亏空谁来补？地方官员要不要政绩？
这些问题，租庸调制度被地方官僚诟病，时常见于史书。
第三，租庸调制度需要交实物，也就是粮食，布匹。这里头非常粗放，弊病重生。
不同地方，所产粮食，如果用来交易，价格是很不一样的。更不要说，很多布匹属于特产，与普通的布价值相差极大！
粮食要交什么粮？
布匹要交什么布？
如果自耕农的布不好，为什么还要让小农自产，而不选择更好更快的生产方式？
这里头的弊病一言难尽，唐以后租庸调被淘汰，不是偶然的。没有人再看得上它，也不是偶然的。
第四，就算租庸调制度没有以上的所有问题，它还有一条隐性的，埋藏很深的，影响时代极为深远的弊端。
租庸调制度，将人直接分为了“地主”与“佃户”（准佃户）两种，扼杀了其他的可能性。
换言之，伱是免课户，那么只要你活得够久家里有人才，那么你迟早就是地主。如果你不是免课户，那么十有八九，会变成佃户，天灾人祸你没法每次都躲得过。
在租庸调制度下，自耕农的情况是不稳定的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变成佃户。
假如有人不想当地主，也不想当佃户，那么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？就不提什么上升通道了，就直接说有什么路可以走。去寺庙里面，那也是佃户啊！在唐代，不事生产的和尚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。
有，下九流职业等那个人着在，一旦进去，祸及子孙，没有战乱的话很难翻身。
你有田，就必须要交粮食，就必须要织布，就必须要服徭役。这项制度，将人死死的锁在了田亩里面，将普通人的出路，死死的限制在了本地。
天然的小农经济，天然的限制了消费，天然的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，天然的限制了普通人的出路。
以此为囚牢，各地各行其是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区块，死气沉沉。
而货币税收，是中国，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，一直延续至今，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可以逆天而行，不收货币税去收实物税的。
取消租庸调，是历史的大势。唐庭对抗安史叛军，有机会赢，但它对抗这个大势，赢不了，一丝机会也没有。
该废除的租庸调不废除，导致开元时期，全国的租庸调税收就开始每况愈下了。唐庭采用了种种办法敛财，那是正文里面会说的内容，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。但是自开元末年的时候，唐庭就已经入不敷出，国家机器处于崩溃的边缘。
一个安禄山倒下去，会有千千万万个安禄山站起来。连弊病重生的租庸调都不废除，又怎么能坐得稳江山？
各位看官们，你们觉得安史之乱，只是安禄山和唐玄宗的锅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