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过了两天，林朝阳正上班的时候收到了一封信，寄信人和地址都很熟悉，是《收获》来的。
林朝阳的寄出去一个多月，信件一来一回，再加上中间的审稿时间，这个效率倒是不算慢。
他打开信，内容很简单，李小琳先是夸了一通他的，朴素、平实却温暖动人，与当下流行的许多带有强烈控诉、揭露和批判色彩的完全不同，倒是与上半年发表在《燕京文艺》上的《小鞋子》的风格有些相似。
不过相比较《小鞋子》的人文主义，这部带有明显的轻喜剧色彩，仿佛一曲诙谐小调，让人看完之后忍不住会心一笑，回味悠长。
李小琳给予的评价不可谓不高，不过问题也有，就是他父亲巴金老先生看完了这部后不甚满意。
认为王庆来同志应该坚持在《秋菊打官司》中所坚持的那种现实主义，将讽刺和批判精神更进一步的发挥。
巴金不是认为现在的这部不好，而是觉得林朝阳放弃了之前的风格，有些可惜。
李小琳在信中转达了父亲巴金的观点，但同时又对林朝阳说，让他不要有压力，本身是非常优秀的，编委会已经审稿通过，排期到明年一月份的那一期发表。
又一部即将发表，林朝阳很高兴，出不出名的无所谓，最主要的是有稿费拿。
他这部字数达到了接近12万字，基本就是一部小长篇，按照之前的稿酬标准至少是大几百块钱的稿费。
思想着即将到手的稿费，林朝阳继续看信，没想到李小琳竟然给了他一个惊喜。
李小琳在信的最后透露，明年一月出版局方面可能会提高国内的稿酬标准，如果新修订的规定能够在一月份《收获》上市之前，编辑部会按照新的稿酬标准支付给林朝阳稿费。
建国之后，中国的稿酬制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個时期。
在1949—1957年之间，国内的稿酬制度发展的很健康，基本是借鉴了苏联的按印数定额支付稿酬的办法。对作家而言，这种稿酬制度能获得相当可观的金额。
这一时期文坛诞生了如“为三万元奋斗”“万元户”这一类的说法，可见当时作家的收入之丰厚。
到了58之后之间，国内的稿酬制度开始倒退。稿酬数额被一再削减，国内的稿酬制度基本名存实亡，写作正式进入零稿酬时代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才迎来了改变。
不过这几年的稿酬标准和之前比仍旧有一定差距，只相当于是50年代的三分之一，并且还是一次性支付，没有印数稿酬。
许多人发表一部动辄百十块钱，甚至是几百块看起来很多，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单位时间和创作效率的问题。
很多的稿件修修改改、投来投去，可能一年也不见得能发表一两篇作品，大量的邮寄时间和修改成本无形之中摊薄了稿费的真实收益。
再加上物价上涨的压力，近一年多来文学界对于稿酬上涨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，于是才有了这次稿酬标准的调整。
好编辑！好编辑啊！
李小琳的这个消息顿时让林朝阳心生喜悦，这可真是急作者之所急，想作者之所想。
稿费的上涨，让林朝阳连带着看到信最后李小琳的催稿语都觉得顺眼了很多。
本来他是没打算在收信当天就给李小琳回信，可看完了信，他觉得自己不立即回信都是对小琳姐的不尊重。
又过了两天，陶玉书回到家跟他说起了话剧的筹备情况。
有了黄会琳的支持，陶玉书她们几个骨干分子充分发挥出了当代大学生那恐怖的执行力，仅花了三四天的时间就把《天下第一楼》剧组搭建了起来。
虽然剧组成员百分之百业余，但大家的热情却也是百分之百的。
陶玉书她们动员了包括哲学系、历史系、教育学系等院系在内的几十号学生，而她们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的把学生们招聚起来，也与《天下第一楼》的关系密不可分。
这帮人招人都是靠熟人拉人头，去了也不废话，直接把剧本掏出来，这玩意但凡是有点文学和戏剧鉴赏水平的都能看出牛逼之处。
能参与到这样一部优秀话剧剧本的创作当中，在如今这个话剧热的年代，没有大学生可以拒绝。
甚至到了最后，已经有学生慕名而来，主动报名参与到剧组当中，可陶玉书他们却不得不拒绝，因为剧组的人员已经太过庞大了，甚至比剧院的专业剧组人数还要多。
听完陶玉书的描述，林朝阳既为她们高兴，也佩服这个年代大学生的执行力，不管是燕大的学生，还是燕师大的学生，大家似乎都能为了一个目标而快速拧成一股绳。
“朝阳，明天周日，你去给我们讲讲剧本吧。”
陶玉书的请求林朝阳没办法拒绝，不仅是因为两人的关系，也因为话剧的成功离不开导演、编剧和演员的现场共同打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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